中国为什么没有自治城市清代新竹城乡团体取得资格的手续

马克斯·韦伯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时，追问近代资本主义和市民阶层为什么只在西方出现。西方中世纪城市是他提出的条件之一：城市有防御工事、市场、自己的法庭和至少一部分自己的法，并能以团体身份行事。热那亚、科隆这样的大城，最初是市民彼此立誓结成兄弟盟（拉丁文 conjuratio）而建立起来的。他断言，中国城市恰恰缺少这些条件。中国城市的居民在法律上属于宗族，又通过宗族属于原籍村庄；城市本身没有以团体名义订立契约、提起诉讼的资格，村庄反而有，靠的是村庙。后来，人们常用这一判断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自治城市。

我用清代新竹的衙门文书检验这一判断。文书显示，城门总理和庄总理取得资格的手续完全相同：众人推举，官府核验，发给戳记；村庙也不是这套手续的中心。韦伯说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城市公社，这一点成立；但他据此断定中国城市里的团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又把能否行事的界线划在城与村之间，这一点不成立。一个团体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出面，取决于官府是否委任或受理它，不取决于它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道光二十二年，新竹东门总理周邦正因母亲患病，回大陆原籍。新竹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设一名总理。总理由地方推举，经淡水分府（当时管辖新竹的衙门）委任，是地方公职。总理办事时在文书上加盖分府发给的戳记；戳记是官府颁给乡里职务的图章，盖上它，文书便表明出自这一职务。东门出缺后，其余三门总理联名向分府具禀（递交呈文），推举林扬芳接任。分府批了三个字：「候验充」，意思是等官府核验后再准其充任。随后，林扬芳出具认充状，即新任者表示愿意承担这一职务的文书；三门总理出具保结状，即推举人为他作担保的文书；分府传讯核验，发给谕帖（委任的文书）与戳记。第二年北门总理病故，「本城郊铺户金长和等」公同选举郭尚茂接任，具禀并附保结，分府批「已验充矣」。郊是城中商人按行业结成的团体，铺户是开店的商家。同年西门总理洪德梁身有残疾，不能办事，东门总理林扬芳与宝源号、吉昌号等二十五家铺户联名保结林承恩接任。道光二十四年北门总理再次出缺，南、东、西三门总理「暨众郊铺长和号」保结王礼让，保结状上盖着三颗城门总理的戳记和一颗「长和公记」。公记是团体自己刻制的图记，不是官府颁发的。

这些文书收在淡新档案行政编初集，件号 325 到 339。淡新档案是新竹、淡水两处衙门留存的公文。这几件文书记录了县城城门总理更替的手续：佥举（众人共同推举）、认充、保结、验充、给戳（发给戳记）。同一批档案中，各庄更换总理也用同样的手续。因此，可以逐项用这批文书检验韦伯关于中国城市与村庄的三项判断。

一、韦伯对中国城市和村庄下了什么判断

韦伯认为中国城市不能以团体名义行事，村庄却能够。他在《宗教社会学论集》第一卷中这样说过三次。第一处在第 293 页：城市连形式上都不具备订立契约、提起诉讼、总而言之以团体身份出面（korporativ aufzutreten）的能力，而村庄具备。第二处在第 382 至 383 页：村庄通过村庙，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作为共同体具备行动能力；政府只承认乡绅为村的代表，乡绅以庙的名义行事。第三处在第 382 页：政府不愿意让任何团体或团体的替代物取得合法地位。〔注一〕

他说的「形式上」是法律资格，不是有没有人实际代为办事。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城市》一章第 522 页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列出五项标准：防御工事、市场、自己的法庭与至少一部分自己的法、团体性质、至少一部分自治与由市民参与任命的官署；承担这些权利的是一个单独的市民等级。他随后判断，中国城市一项也不具备：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宗族，通过宗族属于祖庙所在的原籍村庄；中国不存在古代与中世纪意义上的市民权，城市本身的团体性质无人知晓。〔注二〕

要检验这些判断，就要看文书里的城乡团体是否以团体名义向官府出面，用的是什么名义，官府又怎样对待它们。

二、新竹公文里的六十件团体文书用什么名义出面

淡新档案行政编初集可以逐件统计城乡团体以自己名义向官府具文（出具文书）的次数、文书所用的名义，以及官府怎样批示。行政编初集收四百七十五件，共分为四百七十八条记录；年份可考的三百八十三条中，同治、光绪年间的有三百二十八条，道光、咸丰年间的有五十三条，嘉庆、乾隆年间各一条。每条登记七项：具文的是官府、个人还是团体；团体属于城、街、庄、郊、铺、庙、族、局哪一种；文书上写的名义；文书是禀请、举保、立约还是承办；官府批准、待议、驳回还是没有批示；官府发文时受文方是谁；事项属于城、街、庄、县哪一级。判读，即逐条阅读文书并按这几项归类，独立做了两遍，两遍的分歧逐条裁决。〔注三〕

四百七十八条中，官府发出或衙役以官差身份具文的有三百七十八条，个人具文四十条，团体具文六十条。六十件按团体种类分列如下：

一件文书可能同时归入两种团体，所以表中合计多于六十。团体具文中有批示的四十八件，准（批准）二十二件、候（待议）二十二件、驳（驳回）四件；个人具文中有批示的三十五件，准二十一件、候九件、驳五件。团体出面与个人出面，官府批示的结果没有明显差别。

村庄的团体文书共有三十六件。文书上的名义写总理的十二件；写生员、监生、廪生、贡生（都是有科举功名或学籍的读书人）、职员或绅士、绅董、绅耆（地方士绅与年长有威望的人）的十七件；写庄正（村一级的乡里职务）的四件；写铺户、铺民、铺佃户的六件；写垦户、业户、业主（土地的开垦者与业主）的五件；写庄耆、乡耆的四件；一件里常有几种名义。写宫、庙、祠的件数为零。三十六件中，二十四件是禀举或保结某人充任总理、庄正、董事、族长；五件是联庄合约，即几个村庄共同订立的合约，由总理、各庄正副、绅耆、铺佃户联名订立，「除一本缴存案外，各庄收执一本」。

以庙或善堂名义出面的两件，都不在村庄。一件是沪尾街文昌祠董事林步云等，因营兵阻挠修祠而具禀；另一件是新竹城明善堂的绅董，奉分府之谕变卖浮出的木料，充作修土城之用，事后复函。

官府发文时，受文方为团体的有二十二件，写作某庄总理、某街庄总理、郊户、登云会绅士、族长；受文方写作庙或堂的有两件。给郊户金长和的谕（官府下达的命令文书）有两件：一件令郊中货担半归官夫首承办，一件令郊户与郊书选举挑夫首；另有给明善堂绅董的一件，以及给登云会绅士林汝梅等的一件，令其缴纳登云会的息银。

三、新竹公文对韦伯三项判断的检验结果

逐句将韦伯的三项判断与新竹公文对照，结果是：中国没有城市公社，这一点成立；城里的团体没有行为能力、村庄的行为能力来自村庙，这两点不成立；政府不愿让任何团体取得合法地位，按字面理解也不成立。

韦伯第一句说，城市连形式上都不能以团体名义行为。这批文书不支持这一说法，但应当分开看两件事。城门总理是官府委任的地方公职，佥举、认充、保结、验充、给戳，与庄总理用的是同一套手续；城内的郊铺以「长和公记」这样的自备印记出面，官府同样受理。城一级和村一级的团体，都通过同一种法律形式取得行为能力；这里的行为能力，是指能以自己的名义出具对官府有效的文书。韦伯在城与村之间划出的界线，在这些文书中不存在。

但新竹没有韦伯《城市》中所说的城市公社，即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没有自己的法与法庭，没有市民等级，城内也没有高于城门总理的城一级机构，城的政府就是知县本人。因此，韦伯关于「有没有城市公社」的判断成立；关于「城里的团体有没有行为能力」的判断不成立。他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韦伯第二句说，村庄有团体行为能力，靠的是村庙。前半句成立，后半句在这批文书中不成立。村庄的三十六件团体文书，没有一件以庙为名义；具文者都是总理、绅衿（士绅和有功名的读书人）、庄正、垦户、佃户、铺户联名。以庙为名义的两件，反而出自街与城。不过，行政编收的是公职委任与公务方面的文书，修庙、醮事（建醮祭神的活动）、庙产的文书大半收在别的编里；第 1、4、21 件是修庙的禀，说明这类事务确实存在。村庄在行政事务中以团体名义行事时，用的是公职与绅耆联名的名义，不是庙。

韦伯第三句说，政府不愿让任何团体取得合法地位。按字面理解，这句话不成立。官府承认团体，不靠一部统一规定社团资格的法律，而是一件一件地承认，主要有两种形式。对于乡职，即总理、庄正、族长这类由地方推举、官府认可的乡里职务，官府以验充和颁给印信（官府颁发的各等图章）来承认：给族长陈宗器发谕戳，给后垄所辖二十四庄的庄正副发戳记，给各街庄总理发谕戳。对于郊这类商人团体，官府不颁印信，但受理盖有团体自备公记的文书，并以其总号为受文方发出谕令。前一种是法定委任，后一种是事实承认；两种做法都使团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出具对官府有效的文书。

林玉茹在 1998 年已经指出这两种待遇的区别。她用的也是同一批淡新档案，写的也是竹堑，即新竹。她在页 52 写，官府对郊这类商人团体「准許其將代表組織的圖記立案。不過，官方惟恐這些組織壟斷市場，苛索商舖，卻拒絕為其成立與抽收公費背書，給與法定的認可—發給戳記與示諭」；同一页谈到乡治人员时写道，郊的炉主「並不像街庄的保長、總理、鄉長、庄正等鄉治人員一般，需要經過保結稟充（保結者具保結狀）、准充（官給諭戳）、認充（新充者具認充狀）以及官方曉諭地方等四個步驟」。页 51 写公记怎样进入官府的记录：商人把公记的字样交付官府注明案卷，以免别家冒用，这一步她称为向官方办理立案。页 73 写官府事实上的承认：「地方政府往往事實承認郊的存在，凡是地方相關的商業糾紛，大多諭飭由郊調處。」〔注十二〕

这一区别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这批档案在她已经说明的区别之外，补充的是数量：四百七十八条文书里的六十件团体具文各自用什么名义、怎样分布，以及乡职与商人团体两方的手续逐项有哪些异同。她写的是街庄乡治人员的一般程序，没有单列城门总理，也没有比较城与庄；城门总理与各庄总理经过的是同一套手续，这一点是我对照这批公文得出的。

在清代的印信制度中，戳记是最低的一等：正印官（知县、知府这类主官）用印、关防，佐杂官（辅佐主官的低级官员）用钤记，乡职与差役用戳记。〔注四〕团体得到戳记后，可以凭它具禀、立约、出结（出具保结）。

韦伯以欧洲城市史为参照，在中国寻找市民等级和城市公社。他没有找到，便把「没有城市公社」说成「城市没有团体行为能力」，又把村庄的行为能力归于他从汉学著作中读到的祖庙。在新竹公文里，村与城两方团体的行为能力，都来自官府的委任或受理，不来自公社，也不来自庙。

四、前人的争论只检验了韦伯关于城市的判断

一百年来，学者反驳韦伯的中国城市论，都只针对他关于城市的那一句。罗威廉（William Rowe）1984 与 1989 年出版的两卷汉口研究认为，十九世纪汉口的行会与善堂事实上承担了城市公共事务，市民认同也在那个世纪形成。书评人 Bianco 说这两卷书是对韦伯诸论题的「démolition」（拆毁），Bergère 说罗威廉「逐点反其道而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93 年则削弱了罗威廉的反驳，理由是那些行会的发起人来自外地，不能算作本地自治。〔注五〕

双方争论的是汉口团体事实上有多少自主性，却都没有讨论汉口作为一个团体，在清律上有没有订约与起诉的资格。Bergère 甚至强调，这种权力只是事实上的：「Ce pouvoir de facto n'en demeure pas moins extrêmement vulnérable.」（这种事实上的权力仍然极其脆弱。）〔注六〕

科大卫（David Faure）2013 年重新评估韦伯，较准确地指出了韦伯错在哪里。他确认了韦伯的一半判断：中国城市不独立于国家，不发展自己的法，实际上是政府的驻地；同时也推翻了另一半判断：韦伯确实谈过宗族的经济功能，却认定这些功能只发生在村里，不发生在城里；「Weber was right that capitalism in China did not take root in the city, but he was wrong in thinking that only in the city could it take root.」（韦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在城市里扎根，这是对的；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只能在城市里扎根，这是错的。）

他对法人问题的判断也与新竹公文相合。法人，指能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财产、订立契约的团体。明清时期，按地域和血缘结成的团体依靠账簿、契约、族谱三种书面凭据运转，「Together, the instruments were sufficient to create legal persons」，可以用一位祖先或一个会的名义持产；但「Because no law protected the funds as such, they existed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local political powers」。也就是说，这些团体在实际运作中起着法人的作用，法律却没有确立它们的法人地位。新竹公文里的戳记与公记，是「地方政治势力的庇护」在文书上的具体形式。〔注七〕

科大卫认为，韦伯判断错误，是因为「he was fed the wrong facts」，即他那个时代的汉学向他提供了错误的材料。〔注八〕韦伯原文认为村庄具有团体行为能力，并用村庙解释这种能力；这一例外条款在英译本和后人的转述中丢失了。此后一百年的争论便集中在城市那一句上，没有人用材料检验过村庙那一句。我先前读过的九种研究，没有一种把村庙当作论题。〔注九〕这九种研究是按中国城市与商人团体这个题目搜集的，没有一种以乡村或祭祀为题，本来就不会讨论村庙，其中还有四种当时一页正文也没有取得。以村庙为论题的研究是有的：岡田謙 1938 年调查台北州士林街的祭祀圈，即共同祭祀同一主神的居民所分布的地域；施振民 1973 年调查彰化平原的聚落；林美容 1987 年调查草屯镇的地方组织。这三种研究都以村庙为论题，但都不在那九种之内，也都不引韦伯，更没有讨论村庙在官府文书里以什么名义出面。

前人已经用材料说明，村庙可以作为持产主体，即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财产的一方。林美容依据日治时期官方的寺庙登记簿册，即宗教台帐，写道很多庙产登记在神明名下，台湾的神明具有法人资格（页 58；法人资格一条她引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页 193–202，那部书我一页也没有取得）。〔注十三〕林玉茹写，官府对郊「以寺廟財產形態出現的公共財產卻明令保障」，官方档案里登录着长和宫所属的产业（页 66）。新竹、淡水的公文可以检验另一件事：村庄向官府出面时是否以庙为名义。村庄的三十六件团体文书里，以庙为名义的一件也没有。

另有三处彼此独立的材料表明，城镇里也有人以庙的名义行事。科大卫写，镇不是自治市，也没有发展出一套把自己与社会其余部分区分开的商业制度，反而尽量把自己写成村庄的集合；镇的治理，尤其是庙与庙的管理机构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几百年来与村庄经历了同样的变化：「the governance of towns, especially the prominence that temples and temple committees played in them, was subject to the same changes over the centuries as were experienced by the villages」（页 76）。許嘉明 1973 年调查彰化平原，把村庙与城镇的行郊列为同一类机构：「它跟城鎮裏的行郊一樣，成為地方防衛自治的中心」（页 187）。〔注十三〕第三处是林玉茹在淡新档案里读到的那一条：官府保障郊以寺庙财产形态持有的公产，并把长和宫的产业登录在案。三处材料采用的方法不同：科大卫做制度史综论，許嘉明做彰化平原的田野调查，林玉茹做淡新档案的个案研究。韦伯认为庙是村庄能够作为共同体行事的凭借，并说城市做不到；三处材料都表明，以庙的名义持产、以庙的名义出面，不是村庄独有的做法，城镇里的团体也在使用。在竹堑一地，把林玉茹的研究与新竹这批公文合起来看，情形恰好与韦伯的说法相反：用庙的名义持产、并且留下官府记录的，是城里的郊。这三处材料只能推翻一个说法，即只有村庄能用庙的名义；它们的时段、地点、材料各不相同，也没有一处统计过城与村各有多少件。村庄是不是比城市更多使用庙的名义，是一个比例问题，三处都没有回答；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新竹这一批公文，而它只覆盖新竹一地，团体文书的年代在道光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年之间。

五、碑文里的团体以什么名义立碑

新竹公文得出的结论，会不会只是公文这类材料的偏向造成的，可以用碑文来核对。公文由衙门档房保存，团体只有在向官府办事时才会出现在其中。碑文由团体出资刻立，放在庙前或街口；出钱和出面的人会写明姓名与职衔，田产坐落、租额、条规也常一并刻出，官府在碑文中只占次要位置。两批材料各有偏向：公文里只有经过衙门的事务，碑文里只有有能力立碑的团体。要用它们判断同一个问题，必须看两边的结果是否一致。

台湾南部、中部碑文集成与台湾教育碑记三种材料，去掉重复著录之后共五百六十七通，年代从康熙二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一年。每一通碑文都按同一套办法登记立碑方、集体种类、名义、行为、官府参与、团体持产、地点，并做了两遍判读。碑文比公文难判：公文开头就写明具禀者是谁；碑文往往要从末尾署名、中间叙事和编者按语三处合起来判断，一个人也常同时是董事、绅士、某街铺户。两遍判读在集体种类一格只有六成九一致；格指登记表中的一项，例如集体种类、地点各是一格。六格合计，两遍不一致的有五百二十格，我逐格读碑裁决；其中两遍都判错、由我另判的有五十九格。下文所用的都是裁决后的数字。〔注十一〕

碑文卷与公文卷的分布相反。立碑的是谁：碑文卷官 116 通，个人 44 通，团体 377 通，判不出的 30 通；公文卷官 378 件，个人 40 件，团体 60 件。衙门档案中团体占八分之一，石碑中团体占三分之二。这一差别不能说明清代团体究竟多还是少，只能说明用哪一类材料，决定了能看到哪些团体。团体是哪一种（三百七十七通，一通可属多种）：庙 167，庄 87，绅 65，街 41，局 31，郊 28，众 26，铺 15，番 11，族 10，城 8。官府怎样在碑上出现：碑上没有官府的 210 通，官员捐银或以官的身份主持兴修 156 通，官府准予给示（出告示）或立案勒石（登记在案并刻石）130 通，官府自己出示 47 通，官员只撰文题额 24 通。

以城的名义立碑的只有八通：五通是颂扬地方官员的功德碑、德政碑，所颂的是三位知县，其中一位是兼署知县的同知、修堤的台湾知府蒋允焄和平定台湾的将军施琅；两通是全县绅士为科考冒籍、胥役向绅衿勒索这类本阶层的事具禀；一通是府城的天公坛。碑上写明产业归城一级团体的只有两通，即天公坛与冒籍条规碑。以街、郊、铺的名义立碑的合计七十五通，二十五通在府城、县城之内，四十四通在盐水港、鹿港、北斗、安平这类港街，府城最多。结果与公文一致：作为整体的「城」出面，几乎只是为了颂扬官员或为绅士陈情；为一件产业、一项工程出面的，是城内外按街、按行业组成的团体，官府受理它们的呈请，把处理结果刻在石头上。韦伯把「城」当作一个可能的行动者，再否定它有行动能力；但在这两批材料中，城这一级本来就不是行动者。

石碑多为庙而立，因此，如果韦伯所说的村庄凭村庙行事属实，在碑文里应当最容易看到。以庄名义立碑的 87 通中，同时使用庙名义的只有 25 通，不到三成；其余 62 通用的是庄众、庄耆、垦户、保内绅董、总理这一套名义。公文卷中，三十六件村庄文书以庙名义出面的件数为零。公文偏向衙门事务，碑文偏向有能力立碑的团体，两批材料的偏向相反，得出的结果却相同。我认为韦伯说村庄能作为团体行事是对的，说这种能力来自村庙是错的：村庄以团体名义出面时，用的是庄众、庄耆和总理的名义，庙只是部分村庄使用的名义。

碑文还能更完整地检验韦伯第三句。官府准予给示或立案勒石的 130 通中，提出禀请的是团体的有 105 通，占八成；这 105 通里，庄 47 通最多，其次是绅 19、庙 17、街 16，官府承认的并不限于庙这一种名义。碑上明言产业归某庙、某街、某庄、某郊、某书院或某族的有 161 通，占全部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归庙的 65 通、归庄的 31 通。一个团体向官府禀请、官府准许并让其刻石，碑上又写明这个团体有哪些田产店屋和租额的，有 36 通。官府不只受理团体的文书，还以给示、准予立案、准予勒石的方式一次次承认它们。

官府所准的是「这一笔产归这一座庙、这一条街的人不许侵占」，不是「这个团体具有订约与起诉的资格」。碑上没有一处写某个团体本身具有什么资格，写的都是某一件事、某一笔产、某一次禀请。科大卫判断，这些团体在实际运作中起着法人的作用，法律却没有确立它们的法人地位；这五百六十七通碑文直接支持这一判断：团体是在一次次具体事务中起到法人的作用的，官府始终没有把团体的资格写成普遍适用的规则。

按年代分三段统计，团体立碑占全部立碑的比重，康熙至乾隆年间为五成五，嘉庆道光年间为七成二，咸丰至光绪年间为七成。团体立碑的比重在嘉庆、道光年间提高，此后没有下降。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立碑，并不是清末才有的事：康熙到乾隆年间已占五成五。韦伯讲的是中国，没有限定朝代；三段的比重都在五成以上，可见团体具名立碑在整个时期都是常态，不是晚清才出现的做法。

六、这批材料能说明到什么程度

以上结论受下面几方面材料与方法的限制。一，这里用的是行政编初集；契约与诉讼文书分在民事编与刑事编，不在所用的这一语料库中。韦伯说的「订立契约、提起诉讼」，这里统计到的只有联庄合约五件与诉呈一件，不足以判断这两类行为。二，地点只有新竹、淡水一带，六十件团体文书中五十九件有年月，除嘉庆二十五年的一件外，都在道光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年之间；新竹是县城，不是苏州、汉口那样的大城。三，城一级的五件里四件出自同一案卷（案卷的件号范围是第 324 至 343 件），不能由这个数推断城一级团体行事的频率。四，光绪二十九年以后情形有变。清廷 1904 年前后以《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商业城镇设立商会，苏州商务总会 1905 年设立；商会是第一种依一部专门章程设立、由官府统一承认其代表资格的城市团体，此后团体取得地位的形式已不同于本批材料的年代。〔注十〕五，两遍判读由同一个模型的两个实例完成，一致率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两遍出自同一个模型。六，碑文卷五百二十格分歧由我一人读碑裁决，没有第二个人复核；裁决改动的方向多是把绅、街改成庙，庙的份额因此比两遍读数高一些。但第五节用到的几个关键比较，甲、乙两遍各自单读得出的结论与裁决后相同：以庄出面而用庙名义的，两遍单读是 0.28 与 0.25；被准者中团体的占比，两遍单读是 0.83 与 0.81（两组数都按剔除重复之前的五百八十九行计）。七，无力立碑的团体不在碑文卷里，无力置产的团体也大多不在，碑文卷能说明的只是有能力立碑的团体以什么名义出面、官府怎样对待它们。八，前人研究只读到一部分。搜集到的乡治、祭祀圈与华北村庄研究共十二种，其中取得出版方公开全文并读过的只有五种：岡田 1938、施振民 1973、許嘉明 1973、林美容 1987、林玉茹 1998；只取得书评或片段的五种：Duara 1988、Dean 与鄭振滿 2010、Zelin 等编 2004、Mann 1987、王泰升等 2004；一页也没有取得的两种：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1979、Schluchter 编 1983。凡写「没有一种」「没有人」的地方，范围只限于读过正文的那五种，不能推及其余七种。其中分量最重的缺口有两处：戴炎輝页 193–202 讲神明的法人资格，我只从林美容的转引得知，没有核过原书；Schluchter 1983 那本论文集，是韦伯中国研究学术史里最可能处理村庄例外条款的一本，没有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