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马尼拉维持一个家

黄开物是福建同安县锦宅村人，今天属漳州。

这样的信寄了几十年，几百万人寄过。多数人留下的只有信封：上面写着收信人和钱数，某年某月，四元。写信的人是谁，他那几年过得怎么样，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查。

黄家的信留了下来，因为他们一直把信收在锦宅的老屋里，2009 年才被人发现。一百二十三封，从 1907 年到 1922 年，十五年。

这本书的导言说他「接受了外来文明与进步思想」，并把他多次劝妻子放足列为证据。清末民初，劝放足是一场运动，报纸、学堂、官府都在提倡，理由是缠足残害身体、有辱国体。他的信里没有一个字讲身体，也没有一个字讲国体。1913 年他寄回一双放足穿的皮鞋，嘱咐她「切当实心而行，万勿将鞋收贮，不肯放足」，同一封信接着讲买卖女婢；1915 年 3 月他写「尔放足一事，至今尚未实行，何置吾言如不闻耶？实在可叹」；1915 年 11 月整封信只有几行，「尔之放足，切当实行，万勿再为欺瞒，致愚愤怒」。

对他来说，放足是一件实际的事：她的脚放开了才能上船，到了马尼拉才能操持家务。运动把他写成传播新思想的人；信里的他是一个要妻子过海的丈夫。他要她改变身体，是因为他要她去马尼拉。他在这件事上的感情是焦急，六年里越来越急，最后变成愤怒。

她六年不放。我认为是因为她也把这件事看成另一件事：放足不是为了她，是为了他。

1914 年 4 月，她请人写信到马尼拉，说他每封信都说要接她去，是骗人的话；说他想娶番婆——番婆是闽南人对当地妇女的称呼；说他要带一个女婢进马尼拉「作管」，我读作是给他自己使用的。她对他的感情，从这封信里能读出来的是不信任。

船上有三个女人，其中一个被掀开裤子，「一再忍之，不肯受愧，以反对待之」——她忍了几次，不肯受这个羞辱，反抗了。

6 月 10 日，恒美从前的经理林书晏写：各社团与领事抗议之后，「现例稍宽，尚须服泻盐，弱者不堪药力。昨有华人登岸遂倒毙在雨伞巷口，亦系服泻盐致死之原因。嗟夫！吾人生命不值一文，亦可哀已」。泻盐是让人腹泻的药，用来取粪便化验；雨伞巷是恒美 1911 年火灾后迁去的地方，店在巷内。8 月 6 日他们写：「头号免服泻盐，三号泻盐所有服泻盐无不艰难」——头等舱免服，三等舱一律要服。

抗议以后，办法改了两次。第一次，医生不再用铁签取样，改成人人服泻盐；泻盐使人剧烈腹泻，身体弱的人受不住，有一个人上岸后倒在雨伞巷口死了。第二次，头等舱免服，三等舱照旧。检疫本来是为了查病，后来一个人要不要受这种折磨，取决于他买的是哪一等舱位。

这几封信里有两封被这本书编入「辛亥时政侨批」，与讲革命的信放在一起；编者在这一部分的导言里只说，信中提到华人入菲律宾海关检疫的情况，是珍贵的时政史料。其中 6 月 10 日林书晏那一封自己写下了一段抗争的经过：美国新颁的入口条例辱待华人，华人公愤，各社团与领事提出诘责，电报打到外务部和美国公使，条例稍稍放宽。按抗争的故事读，事情到条例放宽就结束了；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三等舱里的乘客、那个不肯受辱的女人，都不在这个故事里。这些人也都没有名字。

写信的人把他们写下来，是因为那几天在马尼拉的华人认为这是最沉重的三件事。

他要接妻子和孩子走的，就是这条路。

他收到她的信，她写那封信已经是十七天到二十五天以前的事；他回信过去，又要在海上走一段日子。这些日子里锦宅出了什么事，他不知道，只好把上一封信里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一封一封读下去，他像一个只会下命令的人。她那边也一样：她答复的是一封旧信里的他，等她的回信送到马尼拉，他早已经在写别的事了。1909 年到 1916 年间，除去他在家的两年，她在信里显得近五年没有行动。

1915 年 3 月，他写「尔放足一事，至今尚未实行，何置吾言如不闻耶」，责备她把他的话当作没有听见。写下这句话的那一天，她在锦宅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他还要再等一个月才知道。

我认为，信件往返的时间使他们在信里显得和实际相处时不同：他未必像信里那样强硬，她也未必像信里那样迟疑。

1915 年 12 月，他写：明年侄子崇集去马尼拉，她可以随同前往，不必犹豫；现在的政府十分恶劣，他不愿再回中国；她如果不能体谅，「是终身各分南北，而愚亦无一知心相告慰耶」——一辈子分隔两地，而他在马尼拉没有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

编者在附录里写，1916 年 3 月，她带着孩子去了马尼拉。此后到 1921 年，一封家信也没有，因为全家都在马尼拉。她在他身边的那五年，正好是一字未留的五年。

女婢的事从 1913 年开始。女婢是买来的女孩，在家中做事，可以转卖。那年 7 月他写了一整段东山社传来的事：珍姑家的女婢葱仔，在主人办丧事期间与主人的族亲私通，起初是被人持刀威逼，后来不止一人，马尼拉的东山人都已知道，两个原来议定买她的人不敢再买。他由此说到自己家中的女婢楴仔：这样的女婢十个没有一个好的，不如及早把楴仔卖掉，以后长期雇一个老妇人，「免致如葱仔之款，以败名声」。楴仔在这批信里只留下这一个小名。

1915 年 8 月，他写，她母舅当在锦福号的「酱仔」已经讨回，还债以后尚余一百多元，要买女婢，「须在十三四岁之年纪」——因为他早年向美国税关申报家眷时报了四男一女，女儿报的是十四岁，买来的女孩要与这份申报相符，才能带进马尼拉。同一封信前半段写欧战使市面萧条，三兄留下的借款和费用共四千余元一时还不上。

这三个孩子在信里都没有名字，楴仔只有一个小名；他们在他的计划里各有一个用途：一个接手商号，一个卖掉以免败坏名声，一个买来照顾妻子。

他给儿子买鞋，要先寄一块鞋样过来，怕买大了买小了；儿子长了痔疮，家里来信说好些了，他不信，托朋友到美国人开的医馆说明病情，再请朋友上门把孩子带去就医。同一个人写信算另一个孩子的价钱：要买十三四岁的，因为税关的申报上写着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年纪对得上才带得进马尼拉。

我读到这一处，感到愤怒。他自己就有孩子，他知道一个孩子是什么。

1911 年秋天他在锦宅，马尼拉的信一封接一封寄来。陈松铨称他「同志兄」，报告演戏募捐的实际账目，抄录报上所登「小吕宋华侨自演戏至今，已捐助革命军壹拾万元」，又写「吾等虽不能捐至此数，伊如此登，自实在有益」，信末给他一组电报暗号。康春景和林书晏联名催他在家乡联络同志、筹措经费。吴记球报告「知大局已定，吾人无限欣慰矣！人生莫大之幸事」，同一段接着写马尼拉大火烧毁一百余间房屋，他的店也受了波及，随信附四元。

第二年他还在锦宅。那一年是民国元年，革命的说法是大局已定、共和告成。他在锦宅收到的信写的是另一些事：锦宅和田里村的王姓械斗，他托厦门的同盟会同志陈金方邀有名望的人去调停，陈金方回信说：「田里社已毙多命，纵欲了结，必索命银」——田里村已经死了多人，要了结就得赔命银；又说自己只能在情理上调和，要赔偿钱款，恐怕为难。

他不是背弃了革命。他是在民国的第一年，在自己的村子里看见了民国。写华侨与革命的历史，通常只写 1911 年的他，不写 1912 年的他。

还有一件事要说。「华侨为革命之母」和「热心桑梓」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只是都记在别人写给他的信里。他自己写回家的二十九封信，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盟会、募捐、暗号或革命。家书本来不写外面的事，他给妻子写的是钱、放足、孩子和婢女。因此这批信只能说明，他在家人面前是什么样的人；他把革命和办学看得多重，这批信回答不了。

他也不是不关心国事。1915 年他给她写过，日本要乘欧洲开战的机会吞并中国，「想吾闽难免无危险之惨」；同一封信往下三句，写的就是「尔放足一事，至今尚未实行」。

原告在诉状里说，这一万二千人做着全岛六成的生意，判决的事实部分也据 1913 年的统计写了这个数。政府要管这件事并不是托词：税务官看不懂中文账簿，查不出该收多少税。可是这条法律按字面读，中国商人连自己的中文账也不许再记。一个只识中文的店主要守法，就得雇一个会英文的记账人，再雇一个翻译，才能听懂自己店里的账。

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美国众议院属地委员会的议员、美国和别处的商会也提出抗议，菲律宾总督设法让这条法律废止或修改。立法机构把这些提案一一否决了。

1922 年，沈天保从马尼拉写信给黄开物讲这件事：「我侨本无政府保护之可言，惟有选举代表效秦庭之泣于美州［洲］。」代表到了华盛顿，法案的施行日期从 1921 年 11 月推到 1923 年 1 月。他写道，「夫我人所不惜牺牲起而抗争，其目的在于根本取消，非为延期而请」。信往下写到「盖我侨寄人宇下，内无坚壮实力政府之保护，外乏列强友邦之声援，明知不公平」，后半没有留下来。

1926 年 6 月 7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这条法律无效。沈天保写下「明知不公平」，是在四年之前：那时抗议刚被否决过一轮，延期一年是他们争到的全部，后来会赢，他不可能知道。他还是把代表送去了华盛顿。华侨史把这场官司写成团结抗争的例子，没有写错。我看重的是另一件事：沈天保去争的时候，并不相信自己会赢。

他回到锦宅才两个月上下，至迟在 6 月中旬，女儿死了。他写信到马尼拉，把这件事告诉兄长开銌。7 月 6 日开銌回信，第一句便写这个孩子的死：「实堪令人抱痛，不意夭亡，足见究亦其命也短，希勿因此过忧，宜成珍惜。」十二天后，族中晚辈黄元勋也寄来唁信：「惊知令嫒不幸夭亡，闻之下，真令人可伤。」黄开物写给开銌的那封信寄到了马尼拉，不在这批锦宅家中收存的信里，他在信里怎样说这个女儿，今天读不到。她的名字和年纪，全书没有记载。

女儿活着的那些年，他写回家的信很多，而且写得很细。1915 年 6 月，他要妻子寄一块鞋样过去，他才好照着给崇睿买一双黑色拖鞋；崇纯要的一件衣裳，他说等遇上好货就买来寄回；他听说崇睿跟的那位先生「识字无多」，说这样的人教下去「终来必误尽人之子弟」，打算把儿子接到马尼拉，进中西学堂。同年 10 月，家里来信说崇睿的痔疮好些了，他不信，写「此系瞒骗之言」，说自己已托朋友陈金芳到美国人开的医馆说明病情，再请他到家中把孩子带去就医，「万勿苟安」。

女儿一次也没有出现。他报给税关的那个十四岁的「一女」是不是她，无法确定：同一份申报里的「四男」比信里看得见的儿子多出两个，这个名额也可能是留给买来的女孩顶用的。即使那就是她，她在他写回家的信里也只作为一个税关名额出现过一次。

1922 年 1 月 5 日，开銌写信来报年终的总账，信中称「决算」：欠人的和人欠的合起来算，大约亏去本银一万八千余元，另有「侵欠」两万有余，「数年来生理未有如此，其败亦非吾一家已耳，夫复何言」。他原本打算决算后立即回乡，因为黄开物来信嘱他暂且等待，他等着，「专候贤弟前来，方好料理」。

黄开物哪一年动身回马尼拉，这批信里没有记载；编者的小传说，几年后他再次出洋经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死在马尼拉。

这些事，他一样也没有得到。店从来没有开好过：1909 年他自己写行囊如洗，1911 年一场火烧掉临街门面，1915 年欧战使货卖不出去，三兄留下的四千余元借款和费用一时还不上；到 1922 年初结账，本钱亏去一万八千元，存货折价处理。妻子从 1909 年催到 1916 年，催了七年（中间两年他在家）才动身，来了五年，店就结账亏本了。男孩他前后至少托人找了三次，没有找到。女婢他算好了钱和年纪，没有买成。女儿在 1921 年死了，那时他刚带着一家人回到锦宅。

讲华侨的人常说「落叶归根，落地生根」，意思是一个人要么回乡终老，要么在外面安下家来。黄开物两样都不是：他回了乡，没有留下来；又出了洋，死在马尼拉。他的家，除了 1916 至 1921 年在马尼拉的那五年，一直在锦宅；他后来再出洋时家人有没有同去，这批信没有记载。他 1921 年回乡，马尼拉的店由兄长暂时维持，等他回去料理。

他的痛苦有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但原因不在他不肯把店交给别人。他一再想把店交给兄弟，自己回乡：1909 年三兄没有接成，他问「今愚虽欲交仗，何人肯承此重担乎？」；1914 年三兄全无回乡的打算，他写「似此实在无法」；1915 年七兄去世、三兄病重，他又没有走成；1921 年兄长开銌接下这间店，他就回了乡。那年底的亏损，开銌自己说「数年来生理未有如此，其败亦非吾一家已耳」，不是他一走才有的。

让他迟迟不回的还有一件事，是他自己写出来的。1908 年他写：「愚惟名预［誉］是重，故不轻率旋归」。1915 年妻子来信说，带多带少都可以回来，亲戚会备糕饼给他洗尘，他回信说「致此，愚有所忌，故徘徊不前」。我认为这种顾虑是羞耻：出洋十几年，回乡时拿不出还礼的东西，等于让亲族看见他没有挣到钱。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正是他最想要的东西：和家人在一起。

替他付出代价的人，没有一个是自愿的。父亲在他不在时下葬。妻子在锦宅等他，从 1909 年他要她来，到 1916 年她动身，除去他在家的两年，等了近五年；1914 年她说他骗她。楴仔差一点被卖掉，只因为别人家的女婢出了丑事。那个要按十四岁去买的女孩，不知道有没有买成，我希望没有。兄长开銌在他回乡的大半年里替他维持一间亏了本的店。

林选治是对的，他是错的。她不放足，不去马尼拉，不是不懂事，而是她能算出去以后会过怎样的日子：一个缠足、不识字的女人，带着孩子，到一个陌生城市里管一个女婢，等一个整天在店里的丈夫，而且去之前还要在隔离站关一个星期。她前后拖了将近五年（中间 1911 至 1913 年他在家），最后去了。我认为她去，是因为那句「终身各分南北」：她也不想一辈子这样，一个人在锦宅带孩子，办丧事，请人念信。她去了五年，店就结账亏本了。

这批信也有它照不到的地方，我要说清楚：留下来的是寄到锦宅的那一侧。寄到马尼拉的信没有留下，所以林选治一封信也没有，她说过的话，只在他的复述里留下过。

他爱不爱这个家？爱。不过这批信里能看见的爱只有一种：供养。他每封信都附钱，多是两块、四块，有时十块，从 1907 年寄到 1916 年，二十九封没有断过一封，生意最坏的那几年也没有断。他在马尼拉，家在锦宅，隔着三天海路，他能给的只有钱和写在信里的话。因此他的爱读起来都是命令：放足；来马尼拉；不要回娘家住；买女婢要买十三岁的。读者读到这里会不喜欢他，我起初也不喜欢他。

直到读到 1915 年 12 月那封信——他先威胁她，你再不来，我们一辈子分隔两地，然后写了一句六年中从来没有写过的话：「愚亦无一知心相告慰耶」，我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这不是一个只想命令妻子的人会写的话，而是一个离不开妻子的人写的话。

有一件事我很看重。他一次又一次说明自己为什么走不开，这些缘故大多是实情。1909 年那封信里，他把众人的议定、店里的困境一条一条说完，接着写自己犯了「人子大不孝之罪」：缘故他说了，罪他仍然认下，没有让这些缘故替他免罪。对妻子，他没有这样做。没有把她接来，他 1914 年说是她推诿；在父亲面前他认了罪，在妻子面前他说的是她的不是。

她 1916 年去了马尼拉，那以后的五年没有任何记录，一封信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一起，不必写信。

我为他们高兴。他从 1909 年催到 1916 年，催了七年（中间两年他在家），为的就是这件事；她带着孩子过了海，一家人住在一起，住了五年。这是他十五年里唯一得到的东西。

我替他难过，他得到的那五年，正是他一个字也没有留下的五年。两个人天天见面，谁也不必写信，那五年过得好不好，我讲不出来。

还有一件事我替她高兴。她不识字。此前九年，他写来的信都要请人念给她听，她的回信也要请人代写，代笔的人还换过。那五年她不必再请人了，他要说什么，当面就说。

——余笺《他在马尼拉维持一个家：黄开物与林选治，1907–1922》。 页面由鹿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