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煮糖

三位委员查明的是：没有一次签约有那些官员在场，没有一份父母的字据被拿出来过；澳门被排除之后，又有三万五千多人从澳门上船。他们由此判定，运到古巴的中国人，十个里有八九个是被违背本人意愿弄去的。

古巴那一头也立过章程，写着雇主要人做工平均每天不得超过十二个钟头。报告说这些条文从来没有被遵守，实际上等于没有。至于为什么告不成，华工自己写了。蔡恒和另外七十九个人在禀帖上说：身无票纸，一步难行，抱恨无伸，冤屈莫诉。林金和另外十五个人说得更明白：种种不一，伤惨难言；如衙门稍有知觉，东家即贿赂洋官，上下互相埋没。他们又写道：显系洋官视华人为奇货以利己，含屈莫可伸诉。

他们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等十来个国家在哈瓦那都设有领事；中国没有。

种植园也为这场问话做了准备。陳阿保说，听说他们要来，十个跛了脚的老人两天前被送到乡下去了。李阿能说，他身上这套新衣服是昨天发的，戴脚镣的人也是昨天才解开的。

这些话，委员会都印了出来，交给了北京。

五十个问题里有一个问：受讯的华人，能不能把实情说完；还是有人吓住了他们，使他们不敢说。五个人讲了自己开口以后的下场：三个人后来在监狱里；一个人告到上一级衙门，被押回种植园；第五份是五个人联名的禀帖，说官府已经被种植园主买通。

总理衙门问的是华工敢不敢开口。这一个问题底下没有一句话说他们敢不敢，写着的全是开了口的人后来去了哪里。

同他一批卖进这座糖寮的有五十个人。到他对三位委员开口那一天，这五十个人里已经死了十八个：三个投水，两个上吊，都是苦得受不住；另外十三个是被打伤以后死的。

八年期满，他并没有能够走。先是被派去做了四个月官工，没有工钱；后来又立过三次一年的合同。这样又过了三年多，本地一个洋人经官府说合，雇他赶牛车，讲好每月工银八圆，他做满了八个月。

他去讨这八个月的工钱。管事不给，打了他一顿。他到官府去告，管事跟到堂上，反过来说他偷了马厩的草；官府当场把他关了起来：先关两个月，又判一年监禁，再锁着脚扫街两年。三位委员见到他那天，他还在街上扫地，已经扫了一年零十个月。

韓炎培是一个要公道的人。每月八圆、做满八个月，这笔钱是讲好的，是他做完活应得的。主人不给，官府不管，他不肯承认这件事就该如此。他不是不知道告官的下场，还是去了；挨了打，又去告了第二回。到三位委员问他话那天，三年的刑罚还没有服完，他讲的仍旧是：那草不是他偷的，是管事反诬他。

委员记下这道疤，是因为它能证明种植园上的人被逼到了什么地步。至于他为什么想死，没有人问。

他自己也没有说。委员另外问过他两次话。问他种植园里的情形，他说：白天我们戴着镣干活，夜里锁进枷里；这座种植园上有三间牢房，一间铁的、两间木的，铁牢里常关着三十个人，木牢里也常关几十个。问他病人怎么医治，他说：有些人报病，说脚上生了疮，主人告诉他们这种毛病不算病，又抄起棍子乱打一气。两次他讲的都是别人，一次也没有讲到自己。

同一栏里的黃阿炳和林輪美，连这样的话也没有留下。委员验过他们喉咙上的疤，没有再问一句，这部书里从此再没有出现过这两个名字。他们两个和另外四十六个人一样：名字写在验伤名单上，伤记了一笔，全书别处一个字也没有。屈但壳比他们多的，就是那两段讲别人的话。

屈但壳是一个想死过一次、后来又想活下去的人。他割过自己的喉咙，没有死成，伤口长好，接着做工。他讲铁牢和挨打讲得那样细，是因为他自己在那间铁牢里关过，报过病，挨过那根棍子。他为什么想死，我猜他是羞于启齿：一个自尽没有死成的人，在同伴面前已经被人看过一次，不愿意在北京来的官员面前再讲一遍。他活下来以后，想的已经不是死，而是让人知道那座种植园是什么样子。我怜悯他。

后半句说的是另一个人，服鸦片死了。前半句是黃阿芳留下的全部：姓名，籍贯新會，在糖寮做工，困得睡着了，先挨打，再被人放狗咬死。

英文本把「眼困」译成「被发现睡着了」。眼困是困倦，说的是人熬不住；「被发现睡着」说的是他犯了一条过失、被人抓到。一个词的差别，把一个熬不住的人写成了一个偷懒的人。

他不是偷懒，是熬不住了。这部书里的人反复说种植园的工时：七个人一起说从凌晨三点做到夜里九点，另有几十人说从凌晨三四点做到夜里十一点。一个人在这样的班次里睡着，说明他已经到了醒不过来的地步。

陳華是一个替同乡不平的人。他十一岁被人拐上船，在船上看见船主打死四个人。委员问他死因，他只要说见过一个人被狗咬死就够了，他却说出这个人叫黃阿芳，是新会人，在糖寮做工，因为困得睡着了才挨打。他要中国来的官员知道，死的是新会人黃阿芳，他是熬不住睡着了才被打死的。我敬重他；他没有让黃阿芳死得没有名字。

中文本写了成因。那一页把他和同栏的五个人写在一起：王大成、陳乙有、蔡阿魯、區祖康、林滋有、李阿呂，被打爛腿脚，請驗。英文本把六个人的名字都译了出来，把「被打」两个字去掉了。读英文本的人不知道他的腿是被人打烂的，读中文本的人知道。

委员问他话，他讲的是两个死人：一个陽江人受不了虐待，用手帕上吊死了；一个南海人八年合同到期，不肯再立新约，被总管用棍头捅在胸口，几天以后死了。他两次开口，一次也没有讲自己腿上的伤。

林滋有是一个活了下来、却觉得对不起死者的人。那个南海人的死，他答在「合同到期以后怎样」这一问底下。我猜他和那个南海人的合同是同时到期的，两个人都被要求再立新约；那个人不肯，被总管用棍头捅在胸口，几天以后死了，林滋有立了新约，活了下来。委员问他合同到期以后怎么样，他讲的不是自己怎么样，而是那个人怎么死的。我认为他心里愧疚：那个人拒绝了，他没有拒绝。我不怪他。这两种结果他都看见了，选择活下去；他能为那个死去的人做的，只剩下当着北京来的官员把他的死讲出来。

「我不止會做蔗田工夫，並會煮糖。」十三个字，是梁百勝在两部书、三种文字里留下的全部声音。

煮糖是糖寮里一个有名目的工种，不是割蔗。中文本这二百七十九份口供里有八份讲到它：煮糖的人分上下半夜两班轮换，下半夜那一班戌初睡到子正起身；割蔗的人寅初上工、子正歇工，中间歇六刻吃饭，一天十八个钟头。龍阿川说得更直接：我做煮糖工夫，不常打，就是吃不饱。另一面也要说：李惠在煮糖时困倦，糖烧焦了，管工拿大棍打他。煮糖是一个作息不同、挨打较少的位置，不是一个不挨打的位置。

梁百勝是一个看重自己手艺的人。总管骂他不会做，鞭打他。他要想少挨打，只要说一句「我会做」；他说的是，我不止会做蔗田工夫，我还会煮糖——你把一个会煮糖的人派去割蔗，是用错了人。总管听出了这层意思，用棍子打断他的肋骨，打破他的头，把他绑在马尾上拖回住处，他当场死了，尸首扔在垃圾堆里。我认为他骄傲：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手艺人，宁可挨打，也不肯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不会做活的苦力。我敬重他。他不过是对工头说了一句自己会什么，却为这一句话而死；我替他不平。

这不是委员会的过失。它要办的事办成了，数万人因此免于被运往古巴。一份为交涉而取的证据，本来就不记录一个人自己想要什么。

后来的一百多年里，研究华工历史的人一直在引用这部报告，但各有各的用途。在中国，古巴华工被写入苦力贸易的历史，他们是被拐卖的「猪仔」，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这种叙述要证明的是苦难的深重，因此引用这部报告时，引的是二百三十八个死因和验伤名单上的伤痕。

在古巴，一部分华工后来参加了古巴独立战争，一八九二年一位古巴革命者写道，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这句话后来刻在哈瓦那一座华人纪念碑的碑座上；这种叙述要证明的是华人对古巴的忠诚，它需要的是参加战斗的华人，一个为讨回八个月工钱而入狱的人不在其中。

两种叙述所说的都是事实，我并不反对它们。但它们与那部报告做的是同一件事：先确定要证明什么，再从这些人的经历中选取能够证明它的部分。委员会要证明虐待，中国的历史要证明苦难，古巴的历史要证明忠诚；韓炎培想要的是工钱，梁百勝想要的是煮糖的工位，这两件事对三种叙述都没有用处，因此三次都没有人记下。

这些事记在报告没有引用的地方。中文口供的体例是从被拐上船一直记到受讯当日，笔录的人依照体例从头记到尾，韓炎培三年监禁的经过因此保存下来，尽管委员会并不需要它。中文验伤清单的体例要求写明致伤的原因，笔录的人依照体例写下「被打」，尽管英文本后来删去了它。梁恩叙述同帮的死因时，连梁百勝挨打前说的那句话一并讲了，笔录的人如实记下，尽管报告只引用了挨打与死亡。陳華叙述一个人被狗咬死时，又说明了这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笔录的人也记下了。

这些内容得以保存，不是因为有人认为它们重要，而是因为笔录的人依照体例把话记全了。一百五十年间没有人读它们，因为写历史的人只读与自己论点有关的部分。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被当作货物买来，被当作牲口驱使，八年的合同期满仍然不能离开，告官会被监禁，拒绝续约会被打死。可是在这样的境地里，他们仍然保有自己的是非判断，知道什么是应得的，什么是不应承受的。韓炎培坚持的是自己应得的工钱，梁百勝坚持的是自己的手艺应有的位置，屈但壳、林滋有和陳華坚持的是同伴不应那样死去。没有人要求他们做这样的判断，判断了也没有任何用处，委员会不需要，后来的历史也不需要。

他们仍然做了，而且一旦有人来问，就把判断说了出来，所讲述的多半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别人的死。

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灵魂：一个人可以被买卖，被殴打，被监禁，可以被写成数字和例子，但他判断是非的能力并不随之丧失，他对同伴的道义也没有被打掉。我们通常以为这些是生活宽裕、受过教育的人才具备的；这五个人说明并非如此。这是我想告诉所有人的事，也是我做这项研究的缘故：那些在历史里只留下一个数目的人，每一个都曾经这样判断过自己的处境，只是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的判断记录下来。我替他们不平，也敬重他们。

——余笺《一八七四年古巴华工调查：档案里的底层人性》。 页面由鹿诺做。